“我年轻时很孤独，我写故事、画漫画，上传到网上，只是希望有人能看到。被肯定，就好像世界突然少了些孤独。”
——赵婷在接受 TIFF 观众选择奖时的致辞

9月中旬的多伦多夜晚，影迷、媒体、摄影机闪光灯交错，座无虚席的影厅里，一种期待在空气中流淌。Chloé Zhao 的新片 Hamnet，在 TIFF 的“观众选择奖”（People’s Choice Award）评选中夺冠。对她来说，这不仅是又一次被看见，还是一次情感与观众之间的温暖重逢。

一、两次得奖的导演：历史中的位置

Hamnet 的胜出，让赵婷成为 TIFF 历史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观众选择奖的导演。首次为 Nomadland（2020年）赢得这个奖项，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。如今五年过去，她再次以这部改编自 Maggie O’Farrell 小说的悲剧家庭剧触动观众心灵。

这个奖项在 TIFF 有很强的象征性：观众投票，是普通电影爱好者的直接声音。过去很多得主，如 Nomadland、12 Years a Slave 等，都借此成为奥斯卡提名热门。赵婷明白，这一奖不仅关乎个人荣耀，更是对观众共鸣的确认。

二、创作风格与个人旅途：灵魂既自由又深刻

赵婷出生在北京，后来在英国寄宿学校、美国电影学校学习。她说自己“总是一个外来者”，这让她对边缘人群有天然的同情与好奇。

拍摄 Songs My Brother Taught Me, The Rider 时，她使用非职业演员，把真实生活的质感带进镜头里；在 Nomadland 中，她跟随生活在路上的美国“游牧者”，在露营车、荒野、沙漠中与自然对话。她说这些故事都是“从外面来，再进入他们的世界”，她的镜头讲述不是为了炫技，而是为了捕捉那些细微却真实的痛苦与美丽。

在 Hamnet 中，她把莎士比亚和 Agnes 的爱情、家庭损失，以及瘟疫时代的恐惧具象化。这个并非完全属于她的时代，却能让现代观众听见人的共鸣：失去、希望、爱与责任之间的撕裂。她在采访中说，这部片子里有很多“内在的战争，是我们成长过程中都要面对的”。

三、镜头背后的坚韧与矛盾

赵婷的成功看起来光鲜，背后却有不少阻力与挑战。

• 在中国部分媒体中，她曾因早年接受采访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批评而引发争议，甚至有关她作品的宣传和翻译被审查或删节。她的国外获奖经常被国内舆论一会儿热烈，一会儿冷却。

• 在好莱坞体制中，她从小成本制作起家，而每一个更大的项目对她的自主性都是试炼。比如在合拍、商业大片的预算与制作需求中，她如何保持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不被稀释。她曾说，对她来说最危险的是“有无限的资源，但失去说实话的勇气”。

四、TIFF 的夜晚与未来的投影

当 Hamnet 在多伦多的巨大银幕上渐入高潮，观众泪水微亮，有人手拿剧本默默擦泪，也有人在离场时久久不语。这种被观众投票选中的时刻，对赵婷来说，不只是肯定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归宿。

她通过视讯致谢：“连接观众对我意义重大。”她说自己年轻时候的孤独感，是她写作与创作最初的动力之一——在网络上上传漫画、文字，只希望有人关注、有人回应。那时候她觉得，哪怕不被理解，至少自己在说话。

而 Hamnet 的这条路从诺曼底到坎佩拉德，再到 Telluride、Venice 电影节，最终登陆 TIFF，不只是电影节的里程碑，也让人期待她会不会再次成为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竞争者。许多影评人、观众都在窃窃私语：这部电影，很可能会成为年度话题。

外来的审视者，也是内在的聆听者

赵婷用镜头守护边缘人的声音，也用电影让观众看到自己未曾言说的情绪。从《游牧人生》（Nomadland）到 Hamnet，她的故事里总有“失去”的重量，也有“重逢”的温柔。

对观众来说，她不仅讲的是他人的故事，也是我们自己的情绪投影。对她自己来说，每一次获奖、每一次舞台的掌声背后，是孤独、焦虑、坚守与自我怀疑。

而这也正是 Zhao 所带给电影的力量：即使外部繁华、舞台光鲜，她仍是那个在光影里认真聆听、小心说话的讲故事的人。她让我们相信：电影可以治愈，也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温柔、更真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