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核电领域，一个问题决定了一座核电站究竟只是“纸上蓝图”，还是有可能真正动工建设——钱从哪里来？

2025 年，这个问题正在加拿大、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被重新回答。

去年 10 月，加拿大总理 马克·卡尼 与安大略省省长 道格·福特 并肩站在达灵顿核电站旁的一座“模拟反应堆”前，宣布联邦与安省政府将共同出资 30 亿加元，推进安省克灵顿（Clarington）一座新核电项目的前期建设。这一幕，象征着加拿大正式回归一个多年未见的模式——由政府主导、纳税人兜底的核电扩张路径。

而几天之后，美国的动作更大。

西方核电“集体转向”：政府重新站到最前线

长期以来，西方国家试图将核电建设交给市场，通过私人资本承担高昂成本与风险，以避免重演上世纪核电项目严重超支、延期、债务爆炸的历史。

但现实并不配合。

根据国际能源署（IEA）2024 年底发布的报告，私营资本几乎已经完全退出商业核电建设。过去五年，核能投资虽增长超过 70%，但规模仍远小于可再生能源，且主要集中在政府主导项目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美国特朗普政府在 2025 年宣布：

• 至少 800 亿美元资金将用于在美国本土建设西屋（Westinghouse）反应堆

• 资金来源，竟然来自日本政府

这一安排被业内形容为“前所未有”，也清楚地传递出一个信号：核电，已经无法依靠私人市场自行落地。

加拿大的核电记忆：一次次由公众买单的历史

在达灵顿核电站不远处，矗立着安省最大的核电设施群。它们建于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，至今仍供应着安省 超过五分之一的电力。

但这段历史并不轻松。

• 1977 年批准建设时，达灵顿核电站预计成本 74 亿加元

• 1993 年全部投运时，成本飙升至 145 亿加元

• 每个反应堆平均延误 约 5 年

巨额债务最终压垮了安大略水电公司（Ontario Hydro），也直接促成了随后几十年的电力私有化改革。

正是这段经历，让加拿大在 1990 年代后几乎停止新核电站建设，并将希望寄托在市场竞争和私人投资上。

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（SMR）：希望，还是新一轮高风险？

如今，政府押注的，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（SMR）。

安省电力公司（OPG）计划在达灵顿建设 4 座 SMR，总成本预计接近 210 亿加元。其中：

•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已提供 9.7 亿加元贷款

• 联邦政府通过“加拿大增长基金”投入 20 亿加元股权资金

• 目前，没有任何私人资本参与建设阶段

OPG 表示，项目“已完成融资”，未来将通过电费在数十年运营期内向用户回收成本。

但问题在于一旦延期或超支，风险仍将转嫁给公众。

私营资本为什么不来？

业内共识相当一致：

• 核电项目前期投入极高

• 没有收入却要持续支付利息

• 全球 每 9 座核电站，就有 1 座最终烂尾

• 可再生能源回报周期更短、风险更低

一位长期研究核能的分析人士直言：“如果不是政府强行推动，今天西方几乎不会有任何新核电站开工。”

核能复兴，仍是一场公共赌局

无论是加拿大，还是美国、日本，核电的“复兴”正在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展开：

• 政府出钱

• 政治背书

• 纳税人承担最终风险

官方仍希望，等电站建成、风险降低后，养老金和机构投资者会“接盘”政府股份。但这种设想，过去几十年里并不总能兑现。

对加拿大公众而言，这意味着一个必须被反复追问的问题：当国家再次把核电当作能源未来的重要支柱时，是否也已经准备好承担它带来的长期成本与不确定性？